读书翁真乃大家。翔实严谨的考据自不必说，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已有定论中，无视世人的道德审判，去发掘被埋藏的真实。中国的历史就像是国粹京剧，轮番出场的不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而是脸上写好了忠奸的脸谱。
对京剧这种贴标签的艺术的欣赏，也侧面折射出国人看待问题时的脸谱化，标签化倾向。所以从小到大在教材上所学得的主流历史，就是爱国忠臣被戕害，奸臣卖国求荣遗臭万年。对于这样的历史演进过程，未曾怀疑，深以为然。
尽管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渐渐明白人事并非如此简单，所谓忠奸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但对于个人道德品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却丝毫未曾怀疑，以至于在阅读此书以前，对一些时政大事，还不自觉地从其中人物的道德水准出发，作出阴谋论的假设。
这本书所展现出来的史观，于我而言可谓醍醐灌顶。脸谱和标签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忠或奸的语义不明，而是在于道德评价原本就是虚无的。对于当时当事之人而言，并无道德水准的高下，唯有所作选择的不同。在这本书中，林则徐褪下了神话的光芒，虽有奋起反抗的气节，却无着眼现实的理智。绮善，耆英等人，也摘下了卖国贼的帽子，虽有贪生怕死的苟且，却也有竭力维稳的无奈。
这两者的道德水准，孰高孰低？盲目抵抗，追求玉碎似乎符合传统价值，但这就是道德高尚的标准吗，若真如此，卧薪尝胆为何又传颂千年呢？反过来说，避免无谓牺牲，保全皇族社稷就是道德低下吗，在封建时代，能保全社稷者不正是忠臣的诠释吗？当本书将历史人物的脸谱摘下，让他们回归真人本色之时，道德标准变得幼稚可笑。
何为道德，何为正义？康德认为理性人出于自己的本心而作出的自由选择方为道德和正义。用这一标准评判书中人物，他们无一具备足够的理性，亦无一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所以他们的行为，都难以称之为道德。由是观之，我们今人，又有几人所作的选择能称之为道德呢？那么，今人又有何权利对古人进行道德的指摘？
所以，诚如作者于文末所言，我们今人要做的应当是反思历史，着眼于前人未能尽善之处，而非一再陷入忠奸，人心之争的循环，以致忽略了历史的真正要义，在面临新的命运选择时重蹈覆辙。
在以前的学习中对于鸦片战争的关键词是:贸易逆差、积贫积弱、消极抵抗、武器落后、英雄、奸臣…此书中没有将战争的得失推给某个英雄或是佞臣，而是认真分析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与个人处境，以得出相对公正客观的评价。
正义如林则徐，也并非能够摆脱当时社会的局限与弱点。奸佞如琦善，也并非十恶不赦，他有有过坚持和努力，哪怕收效甚微。一般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天朝崩溃的帷幕，深究其中，伏笔早已在此前埋下。在对外关系上、战争的判断、指挥的处理、朝廷内部的争斗，官员迷惑上层等等这一切都是战争失败的写照。
全书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之处, 我列举一点, 是关于“忠说”的批驳:“忠妍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 也就是说, 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需进行改革。
忠妍理论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撩士子们用来解释哪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现象。这种理论模式，经过长久宣教, 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 并在今天仍有其影响力综上所述, 我以为,鸦片战争时期的史料和鸦片战争之后的早期著作, 对琦善所做的‘臣’形象的描绘，不管期具有几分历史真实, 因其理论上的局限,在总体上仍是错误的。
19世纪是中国人屈辱的时代，20世纪是饱受一切艰难困苦的时代，一个民族从失败中所学到的东西是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的民族是会比一个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是给人们这种力量。